昨晚梦到床底下钻出个穿着军绿制服的大叔，手里攥着一根生锈的钥匙。
那大叔没讲话，只是扯了扯我鬓角花白的头发，嘴角咧到耳根笑，笑得跟当年把我举过头顶似的大哥一模一样。梦里他喊我一声“娃儿”，声音像被老唱片放出来的，带着点砂纸磨过木头的刺耳感。我猛地惊醒，冷汗把后背浸透了，手里紧紧攥着半块还在滴油的炒花生，心跳得像要撞出胸膛。 那大叔是哪位啊？
如何突然就在我梦里显灵了？ 实际上这事还得从上周三傍晚说起。
那天我刚下班，路过小区东侧那排即将拆迁的旧巷，风一吹，巷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就哗哗往下掉，像哪位在耳边又唱了一套昆曲。
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巷子里的老人们如何没动静，如何连个影子都看不见。直到下午两点，我在巷尾的亭子里喝生水，镜子里映出来一个全白的老头，皮肤蜡黄得像包浆的铜镜，眼神却亮得吓人。他手里正摆弄着个我不知名的旧怀表，表盖上的花纹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《白蛇传》，表的指针却已经停了，正好停在我刚刚喝的那一口水溅出的水珠上。 那天阳光刺眼，我下意识往亭子深处缩了缩，余光瞥见几个老者正聚在一起，有人讲着旧时的规矩，有人吐着烟圈，烟雾缭绕间，那个白老头就握着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听好了，娃儿，吃生水的毛病改不好。”我吓一跳，当作他又在跟我讲啥迷信故事，刚想挥手驱赶，他却突然咧嘴一笑，露出缺了一角的门牙，那笑容里带着点解脱似的省事，仿佛刚刚面对的那个“死人”根本不是啥鬼魂，而是哪位送来的老伙计。 从那赶明儿，我不止一次在梦里见到他，并且总爱用那种近乎狂热的表情笑我。梦里他时常用那根生锈的钥匙给我开门，只要那把钥匙掉进他怀里，他就能变出我梦里想吃却吃不到的东西：刚出炉的热馒头、刚煎好的荷包蛋，就连是那种据说只有死人才能吃的“夜宵”。有一次，他居然让我去帮他修屋顶，修了半夜，结局他躺在屋顶上睡得正香，手里还捏着个还在滴油的馒头，旁边坐着个表情呆滞的看门狗，那狗见我醒来就摇尾巴，冲着我看那馒头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 最离谱的一次，梦里他就连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穿着那件军绿制服，戴着那顶破草帽，站在一个阴森的屋子里，对着我讲一个关于“老房子、老规矩”的故事。他说房子不能动，动了就离家出走，人就得跟着走；还说那会儿的人家，起早贪黑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给家里留点面，给后人留点念。他一边讲，一边用钥匙在屋子里敲敲打打，发出的声音像指甲刮黑板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他说他当年也是如此长大的，家里老人都去死，他就守在那儿，守着这堆破房子，守着那些传下来的规矩，守着让他那孩子能有个念头的东西。 可怪的是，别看梦里他是个生活所迫的底层老人，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，但他讲这些故事时，语气却那么笃定，那么理直气壮。他拿钥匙敲墙，说这是老房子的脾气；拿馒头喂狗，说这是老房子留给后代的福分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认定，这个梦里的“姥爷”仿佛并不是确实去世了三十年了，而是哪位把那个所谓的“姥爷”从人间拽了出来，塞进了我梦里，想看看能有多大的感染力。 如今想想，梦里的细节忒荒诞了——那把军绿钥匙如何会有锈迹？那顶草帽如何会有磨损？那个白老头如何会有黑眼圈？可就是那些细节，让那些奇怪怪的画面显得那么真。就像梦里他问：“娃儿，这蛋糕是甜的，还是苦的？”我实际上没吃蛋糕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梦里那个满脸皱纹、双手沾满泥巴的老头，或许确实攒了好多年的“钱”和“面子”，想让我知道，人这一辈子，有时候就得像那老槐树一样，根扎得深，长得慢，看着落魄，心里却藏着啥不为人知的东西。 我也想过，这会不会是他偷偷把我藏起来，想让我记住他的样子？可我又认定，这更像是一种执念。人一旦死了，就务必有个归宿，或许那个归宿就是让被遗忘的人，在梦里重温那段惨烈的回忆，要么，让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，在另一个时空里，还能用那种扭曲而真挚的笑容，确认自己的存有。 最近几天，我总梦见他。梦里他从不讲话，只是用那件军绿制服的兜帽，遮住我的一半脸，然后对我笑。笑容越灿烂，我越难受。梦里他笑得那样快乐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唯一的幸存者，而他才是那个被世界遗忘了的故人。我就连启动质疑，这到底是不是确实去世的姥爷？还是说，这只是一个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播放过的旧电影画面？ 那天晚上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有些涣散，听到楼下邻居的狗叫，仿佛那声音是从那个军绿制服大叔嘴里传出来的。我也启动揪心，万一哪天梦里又出现个穿着军绿制服的大叔，手里拿着我找不到的钥匙，会不会又把我带去那个阴森的屋顶，要么那个透着霉味的小屋里？ 实际上，我一点都不恐惧。出于我知道，不管梦里那个老头是鬼是神，不管那把生锈的钥匙能开出啥花，只要他还在笑，只要他还记得有人记得他，那这个梦就是确实，那个老房子就是确实，我就确实还活着，还带着那份活着的感觉，持续在这充满烟火气的人间里，守着那个没吃完的炒花生，等着那个一辈子不会再来的笑容。
毕竟，这该死的梦，才是我心里最真的“姥爷”，不是吗？